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 七

唐 · 高适

译文

乱流自兹远,倚檝时一望。

从这里乘船顺着滚滚乱流驶向远方,我倚靠着船桨,不时回望故乡。

遥见楚汉城,崔嵬高山上。

远远望见楚汉相争时的古城遗址,巍然耸立在那高峻的山岭之上。

天道昔未测,人心无所向。

那个时代天命难以预料,人心惶惶不知归附何方。

屠钓称侯王,龙蛇争霸王。

屠夫、渔夫之辈纷纷崛起称侯封王,群雄如龙似蛇,相互厮杀争夺霸业。

缅怀多杀戮,顾此生惨怆。

追忆起那段历史,满是无尽的杀戮与战乱,回望此情此景,心中悲痛凄怆。

圣代休甲兵,吾其得闲放。

如今身处圣明盛世,干戈已息兵甲收藏,我也得以从容闲适、纵情自在地游荡四方。

赏析

题解

此诗为高适组诗《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》之第七首,作于诗人由淇水渡黄河途中。高适一生仕途坎坷,早年久困下僚,曾多次漫游边塞与中原,以求功名而不得。此次行旅,当在其壮年蹭蹬之时。舟行黄河,极目四野,遥望楚汉古战场遗址,千古兴亡之感油然而生,遂将个人身世之叹与历史沉思熔于一炉,写成此篇。诗凡十二句,以行舟所见为引,由眼前景而及历史事,由历史感而归现实慨,层层推进,沉郁而不失昂扬,正是高适「慷慨悲壮」风格的典型体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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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句解读

「乱流自兹远,倚檝时一望。」开篇以动态入笔。黄河水势湍急,乱流滚滚,舟行其上,渐渐远去。诗人倚桨而立,时时回望,举止间透出一种茫然与感怀。

「乱流」既是写实——黄河素以险流著称——又暗示天下纷乱、世道难测之意。

「时一望」三字极为传神,那一「时」字,写出凝神久立、若有所思的神态,动中有静,别有韵味。

「遥见楚汉城,崔嵬高山上。」视线从水面移向远山。诗人遥望山顶,见楚汉相争时所筑城垒巍然耸立于崔嵬高山之上。

「崔嵬」二字写出城址之险峻壮阔,数百年风雨侵蚀,遗迹犹存,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。楚汉相争,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段争霸岁月,此处一笔点出,便为下文的历史反思张本。

「天道昔未测,人心无所向。」由眼前遗迹转入历史沉思。楚汉之际,天下鼎沸,天命未定,人心惶惶,无所归依。

「天道未测」是对历史偶然性的深刻感慨,「人心无所向」则写出乱世中芸芸众生的迷惘与无助。两句以议论出之,却不显空泛,因有实景为底,自然沉厚。

「屠钓称侯王,龙蛇争霸王。」此二句极具历史张力。

「屠钓」指出身微贱者——韩信曾受胯下之辱,樊哙以屠狗为业,皆终成王侯将相;

「龙蛇」则借《易》象,喻豪杰与庸众在乱世中角逐争雄。两句对举,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了楚汉之际风云变幻、英雄辈出的历史面貌,语气中既有对历史壮阔的感叹,亦隐含诗人对自身怀才不遇的感伤。

「缅怀多杀戮,顾此生惨怆。」笔锋一转,由历史的壮烈归结到人道的悲悯。遥想那段岁月,战场之上生灵涂炭,杀戮无数。

「顾此」二字耐人寻味,是回顾历史,亦是审视自身所处的现实,两者交叠,令诗人顿生惨然凄怆之感。高适写边塞战争,向来不回避其残酷,此处同一笔法,厚重而真实。

「圣代休甲兵,吾其得闲放。」末二句笔调忽而一转,由悲怆归于宽慰。盛唐承平,圣朝已息兵戈,不复楚汉之乱,诗人亦可得享闲散自由之身。然而细品「闲放」二字,其中未尝没有一丝自嘲与无奈——所谓「闲放」,不过是功名未就、漂泊江湖的另一种说法。昂扬之中藏着落寞,正是盛唐士人精神气质的真实写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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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手法

一、以舟行为线索,景、史、情三层递进。 全诗结构严整:前四句写舟行所见,以「乱流」「楚汉城」点染实景;中六句借景入史,由遗迹引发历史沉思;末二句抽身现实,以议论作结。三个层次环环相扣,转折自然,体现了高适驾驭长篇的过硬功力。

二、以「屠钓称侯王」为代表的用典手法。 诗人将韩信、樊哙等楚汉人物浓缩于「屠钓」二字,以典故代叙事,言简而意丰,既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冗滞,又在极度压缩中保留了历史的厚度,体现了盛唐诗人用典精炼而不晦涩的特点。

三、寓个人身世之感于历史咏叹之中。 诗人对「屠钓称侯王」的感慨,并非单纯的历史评议,其中隐含着自身怀才不遇、渴望建功立业的隐痛。末句「闲放」看似超脱,实则别有苦涩,个人情志与历史感悟相互映照,增添了诗歌的情感层次。

四、语言质朴而气骨自见。 全诗不用华辞丽藻,「崔嵬」「惨怆」诸词皆取其质实之义,少雕琢而多真气。

「龙蛇争霸王」一句,气势雄浑,如铁画银钩,正是殷璠所称「气骨」之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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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评价

此诗是高适中原行旅诗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篇,虽非其最脍炙人口之作,却深具其风格之精髓。全诗以黄河行舟为触媒,以楚汉遗迹为历史镜像,将个人漂泊之叹、历史兴亡之感、生民涂炭之悲三者有机融合,在十二句的篇幅内构建出一个辽阔而沉郁的精神空间。

与同时代诗人相较,高适此诗的特色在于其「悲而不颓」的精神底色。写「多杀戮」而「惨怆」,写「闲放」而仍存昂扬之气,其中有对历史的清醒审视,亦有对盛唐气象的由衷认同,体现了盛唐士人特有的豪迈与理性并存的精神风貌。诗末以「圣代休甲兵」收束,既是对现实的庆幸,亦折射出高适对战争之害的深刻认识,其人道主义关怀在此一脉相承于他的边塞名篇。

从艺术成就而言,此诗或不及《燕歌行》之雄浑沉郁,然其以行旅见闻引发历史哲思的构思路径,质朴有力的语言风格,以及个人与历史之间张力的处理,均展示出高适诗歌的一贯品格。殷璠所谓「多胸臆语,兼有气骨」,于此诗中得到了切实的印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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